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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走的那年，还不到六十岁。

矽肺病把他从一名风钻工，熬成了一具枯瘦的躯体。呼吸像拉风箱，每一声都带着岩石的碎屑。闲暇时，他总躺在老家那张包浆厚重的躺椅上，眼神浑浊，偶尔望向窗外——那里没有江，也没有水，只有乡村灰蒙蒙的天。我想，他大概是在回忆新安江，回忆那些被风钻凿开的山体，回忆那些混着粉尘与汗水的日夜。

那时我还在上初中，心思全在课本和玩闹上，唯独装不下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。他在家病退的那几年，我住校，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但我记得他拔胡子的画面。

那是他独特的“仪式”。沾一点唾沫，捻住一根胡须，慢慢地、一根一根地拔。他拔得很专注，仿佛在与时光较劲。我不知道这是工地养成的习惯，还是病退后太闲，闲到只能跟自己较劲。我只记得他下巴上总是坑坑洼洼的，像极了他凿过的那些岩壁。

我还记得他躺在躺椅上看云的样子。

他摇着一把旧蒲扇，眯着眼，一摇一摇，像是在跟天上的云朵打招呼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许在想新安江的云，也许在想瓯江的云，也许什么都没想——只是累了，想安安静静地躺着。

那时我太小，不懂得一个被矽肺病吞噬的人，连躺着呼吸都是一种奢侈。他的肺早已纤维化，每一口空气都要费尽力气。可他就那么躺着，摇着扇，看着云，不抱怨，不叹气。现在想想，那些云朵大概是他回不去的工地，是他再也握不住的风钻。

父亲是“水一代”。

他最早在瓯江，后来转战新安江。瓯江就在青田，家门口的江。可那座电站，苏联专家撤走了，工程停建了。父亲和他的工友们，一夜之间没了去处。

那是时代的转折。瓯江停建后，有人精简回家，有人去了杭兰铁路、长兴煤矿；而父亲，选择了继续往前走——从家门口的江，走到了远方的江。

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。也许那个年代的人，习惯了服从，习惯了把自己交给国家。他背上铺盖卷，这一走，就是一辈子。

新安江。那是怎样的年代？工艺落后，防护简陋。风钻工的活，说白了就是在山体上打孔、装药、爆破。七八十斤的风钻扛在肩上，粉尘像雾一样弥漫。口罩？八层纱布也挡不住那些细小的颗粒。它们钻进肺里，一年、两年、十年，慢慢把肺叶变成石头。

苏联专家走了，电站停了，可父亲没停下。那些去了铁路和煤矿的工友后来怎样了，我不知道。父亲大概也不知道。那个年代，一别就是一生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者中不是个例。后来我看到资料，两万多名建设者，因公牺牲的数千人，多数都是风钻工。父亲算是“幸运”的——至少他活着回了家，虽然回来时已是个废人。

可我不觉得幸运。我只觉得陌生。

小时候，父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从新安江到青田，现在开车三个小时，当年却要折腾一整天，还得运气好。那些年，他几年才回一次家，我也从未去过他的工地。

新安江有多远？远到我整个童年，都没能跨过那段路。

几年一面，见面时他满脸风霜，我怯生生叫一声“爸”，他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
真正的相处，反而是在他病退后。可那时我已住校，周末回家，他在竹椅上躺着，我在饭桌前写作业。偶尔他咳得厉害，母亲端水过去，我站在边上，不知所措。我们之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，隔着一条新安江，也隔着那段我小时候觉得很远、现在觉得很近的路。

母亲每天雷打不动地给他冲一碗糖水泡蛋花。

那时家里困难，鸡蛋是金贵的奢侈品。母亲把蛋花冲得黄澄澄，撒上白糖，端到父亲床前。我们兄妹几个眼巴巴地围着，馋得直咽口水。那碗蛋花太香了，香得我们恨不得抢一口。

有时父亲想抬手让我们尝尝，母亲总是板着脸拦住，把我们赶走：“出去，这是给你爸的。”

我们不懂，以为母亲偏心。后来才从她与旁人的只言片语中听出端倪——她怕。矽肺病是否传染没人说得清，可那个年代的人怕啊。母亲不说破，是不想伤父亲的心。她只是用一碗蛋花的距离，把我们隔开，也把那份恐惧隔开。

那碗蛋花，父亲一个人喝了那么多年。

现在想想，那大概是他病退生活里为数不多的甜。可我们连这点甜，都没能跟他分享。

他走得太快了。

快到我来不及长大，来不及懂事，来不及问问他：瓯江的电站停建了，你难过吗？那些工友，你还记得吗？新安江的云和青田的云，哪个更好看？你躺在躺椅上看云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？

这些问题，再也没有答案了。

那个年代有特殊的政策：子女可以接班。我成了一名“水二代”，走进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

说来惭愧，刚进单位时我对水电一无所知。我只知道这是父亲待过的地方，有他的工友、他的故事、他的青春。我像一个闯入者，笨手笨脚地学着站稳脚跟。

一待就是快四十年。

这四十年里，我见过大坝从河床升起，见过混凝土浇筑时的汗水，见过机组启动时的轰鸣。我站在坝顶往下看，江水浩浩荡荡，突然想起父亲——他当年也是这样站着的吗？他看到的风景，和我看到的一样吗？

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我和他之间，终于有了一点共通的东西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年瓯江电站没有停建，父亲会不会就留在青田？如果他留在青田，我们会不会就没那么陌生？如果他留在青田，是不是就不会得矽矽肺病？

可没有如果。

苏联专家走了，电站停建了，父亲只能往前走。从瓯江到新安江，从家门口的江到远方的江。这个选择，把他带进了粉尘弥漫的坑道，也带到了生命的终点。

现在，我也老大不小了。

有时候午休，我也喜欢躺在窗边的椅子上看云。看着看着，就会想起父亲。想起他那把旧扇子，想起他眯着眼睛的样子，想起他下巴上坑坑洼洼的胡子印。我不知道我看云的时候，是不是跟他一样的表情。也许吧。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记——不是大道理，不是叮嘱，只是一个安静的、看云的背影。

单位七十周年了。

这些年，我看着水电十二局从新安江出发，走向紫坪铺、两河口、拉哇，走向抽水蓄能、新能源、数字化。我看着一代又一代水电人把青春洒在江河上。我时常想，如果父亲还在，他会说什么？他大概不会说什么漂亮话，只会沉默地看着电视里那些大坝的新闻，然后轻轻说一句：“现在的工程越干越大了。”

然后，他大概会躺到他的躺椅上，摇着扇子，眯着眼睛看窗外的云。

他那一代人，就是这样。话少，活重，把一辈子交给工地，交给国家，交给那些轰鸣的风钻和沉默的山体。他们不懂“高质量发展”，不懂“新质生产力”，他们只知道：国家需要电，我们就冲上去。

苏联专家走了，我们自己干。瓯江停建了，我们去新安江。

然后，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。

父亲的矽肺病，说到底就是职业病。可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。他只是安静地躺着，安静地呼吸，安静地拔胡子，安静地喝那碗糖水蛋花，安静地看云，然后安静地离开。他走的时候，家里连一张像样的遗照都翻不出来——他这辈子，拍的照片还没他凿开的炮眼多。

现在，我也老大不小了。有时候我站在工地上，看着那些年轻的“水三代”“水四代”，他们操作着无人机、智能碾压机、全断面竖井掘进机，我恍惚间觉得，父亲就站在我身边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手里拎着风钻，眯着眼睛看着这一切。

他大概会觉得很神奇吧。当年的干钻，现在是湿钻；当年的粉尘漫天，现在是智能除尘；当年的肩扛手抬，现在是数字化管控。可有些东西没有变——那些工地忙碌的身影，那些风雨无阻的坚守，那些过年回不了家时的思念。

这些，父亲都经历过。这些，我也经历过。

我想对他说很多话。

想说瓯江电站后来怎么样了。想说那些去了杭兰铁路、长兴煤矿的工友们，不知道后来过得如何。想说新安江现在成了千岛湖，风景很美。想说当年你们建的电站，到现在还在发电。想说我也老大不小了，工作认认真真，没给你丢人。想说那碗蛋花，我现在也会冲了，甜的，可喝着喝着就想哭。想说从新安江到青田，现在只要三个小时了，我替你走了好多遍。想说我现在也喜欢看云了，看着看着就看到你了。

可这些话，再也说不上了。

只能写下来。写给七十周年的单位，写给那个再也回不来的父亲，写给所有像他一样沉默、坚忍、义无反顾地把一生交给江河的水一代。

你们没有白活。你们凿开的每一块石头，都在为这个国家发电。你们呼进的每一粒粉尘，都化作了大坝上的一寸钢筋、一尺混凝土。你们走了，可你们建的电站还在，你们的儿子还在，你们的儿子又成了儿子们的父亲。

这就是缘分吧。割不断的缘分。

父亲，你看见了吗？

江水汤汤，奔流不息。云朵飘飘，去留无意。

你在地下，我在坝上。你在云里，我在风里。我们隔着七十年的光阴，隔着一条新安江，隔着瓯江边那座停建的电站，隔着那些去了杭兰铁路、长兴煤矿的工友们的身影，隔着那些你凿开又填上的山体，也隔着那段我小时候觉得很远、现在觉得很近的路。

可我知道，你一直在这里。在每一座大坝的根基里，在每一度电的光芒里，在每一朵飘过的云里，在这个我待了快四十年的单位里。

爸，我想你了。